其基本特征是低利率政策和政府对低成本资本配置的行政管制或积极干预。

2014年美元依然是最通用的出口报价货币、银行间外汇交易货币和政府储备货币。然而，尼克松政府选择了让美元贬值的方案（2），而世界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以及随后的金融波动--损害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

1949年日本加入后，固定汇率的美元本位制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有着各种伪装的套息交易就会试图将热钱从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如果美元本位制崩溃或遭受重大破坏，中国会遭受很大损失。美国工业工会因之前25年的持续增长变得傲慢自大，它们坚持将工人的名义工资与国内通胀挂钩，并指望增加实际工资。于是，一位底特律的银行家Joseph Dodge，带着美国贷款额度出访东京并提出稳定经济的严格条件。

通过威胁对日本和西欧政府的工业品征收进口关税，美国政府强制它们对美元升值。除了刺激西欧强劲的贸易主导型战后复苏之外，马歇尔计划和欧洲支付同盟（EPU）还为欧洲更广泛的贸易和货币一体化拉开了序幕。（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 进入 陈雨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业 新常态 。

五是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之间的互动、金融调整与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政策调整与金融调整的互动，可能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中国金融步入预期重构时代。货币金融政策目标要从危机管理转向调结构、促改革，根据目前经济波动和风险性质来定位金融政策，以超越旧常态下需求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和无为而治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新结构主义和改革理念融入到金融政策之中二是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定向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使金融能够服务于创新、新兴产业发展，避免金融剥削实体经济利润和金融资源空转套利等现象。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风险溢价关系发生变化。

五是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之间的互动、金融调整与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政策调整与金融调整的互动，可能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中国金融步入预期重构时代。金融服务于社会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生产消费的能力下降。

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地方债务攀升、中央银行负债膨胀以及银行表外业务发展都与危机救助中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上述新情况既具有一定趋势性特征，同时还具有阶段性特征。因此，在中国去泡沫和去杠杆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应当与宏观审慎监管相配合，不宜过度扩张，也不宜过度收缩。与此同时，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却在弱化，在宏观流动性充裕的同时，微观流动性却处于紧张状态。

四是在密切监控局部风险、时点风险基础上，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防止局部风险向全局性风险演化，时点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三是外部不平衡的大幅度逆转，使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及传递机制发生调整，要求货币当局在流动性管理方式上做出调整。这将带来金融盈利模式的变化，并导致目前利率政策的调整。（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 进入 陈雨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业 新常态 。

第三，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要求中国金融战略政策进行再定位，以应对新的战略任务。五是鉴于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各种传统金融政策传递路径受到冲击，因此大规模创新各种政策工具，相机进行结构性和总量调整尤为重要。

与实体经济相对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金融业在前期政策刺激下出现了快速扩张。在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重大变革。

流动性管理以及结构性管理工具需相机进行创新。一是受潜在增长速度下滑和资金边际产出水平下降影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这决定了中国金融必然要步入各类租金和金融价格的换挡期，利率自然水平将出现调整。首先，对经济新常态下一些正在出现的挑战不应回避。四是前期政策遗留问题的处理，要求货币投放常态化、资源配置市场化，这将使前期金融资产快速膨胀的动力源受到抑制，金融业将在调整中步入中速增长期。因此，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多主体金融市场开放、非标资产的标准化和阳光化、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融资体系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都应在未来有序可控地推出。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的风险结构、投资组合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国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金融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直面挑战，分析新情况的成因和特征，对中国金融战略政策进行再定位，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一是金融政策要服务于以预调和微调为主导的新宏观调控模式，避免强刺激。

中国已经告别以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实体领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使金融业出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金融政策也需要直面这些挑战，并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

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之间的互动、金融调整与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政策调整与金融调整的互动，可能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中国金融步入预期重构时代。在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作用下，我国整体债务率、杠杆率攀升，系统性风险上扬。

货币金融政策目标要从危机管理转向调结构、促改革，根据目前经济波动和风险性质来定位金融政策，以超越旧常态下需求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和无为而治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新结构主义和改革理念融入到金融政策之中。三是金融战略必须坚持改革发展导向，在去杆杠、去泡沫和回归实体经济过程中保持自身健康发展。其次，中国金融的新常态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未来实体经济的变化将通过很多渠道对金融基本面产生影响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这个统计偏低了。

信托出了事，但是监管部门不要用监管银行的思想来监管信托，两类机构。长效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

当然，在那个时候说，可能未免太早了点。十几年前信托整顿已经有过很深刻的教训。

跟踪研究，及时有效调整监管制度。合并底下都在要文件、打报告，我们中央工作会议还专门布置了15项任务，我说不要再花纳税人钱研究了，很简单，告诉管理部门，拿统一方案，从今天开始，你们根据工作表现来，很简单。

我们这么多创新，除了内控风险制度的创新，法人主体机构的创新之外，我们想一想，就产品创新来说，创来创去，就是突破利率管制、突破分业经营的原则。借国有企业的名义找钱。统计局统计，可投资资产600万以上的高收入家庭，08年51万户，2012年174万户，现在按照年均增长30万户的速度在增加。你是金融机构，是我法律批准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他的负债方可以向非特定公众甲乙丙丁不知道谁存款，那叫非特定公众。

不担心，这一届政府还不了，下一届政府还。但是我们必须向市场讲明白，我相信我们依法办事，法律上没有说输了，政府部门要赔偿的，我也相信，中央政府在面对到期不偿还的问题上，绝对不会再拿钱埋单。

更不要迁就投资人做假账、赚不道德的钱。也就是大家说的混业经营或者综合经营。

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过程之中。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十几年了。